原标题：山西最后一名赴日诉讼慰安妇张先兔昨日安葬

　　11月12日上午9时15分，在阳泉市盂县西烟镇西村，一位89岁的老人悄然离世。故去的老人叫张先兔，是山西最后一位赴日诉讼索赔的慰安妇。和其他老人一样，她没有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赔偿。

　　11月20日是张先兔老人出殡的日子。

　　上海香港爱尔兰友人送葬日本两机构发来唁电

　　11月20日上午11点，张先兔悼念仪式在老人儿子的院子里举行。被誉为“中国民间慰安妇调查第一人”的张双兵主持了悼念仪式。参加仪式的人群中，除了老人的亲朋好友，还有许多媒体的记者，以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陈丽菲、香港爱心人士李美娜、来自爱尔兰的瑞莲女士、电影《大寒》剧组等。

　　日本日军性暴力图片展实行委员会共同代表池田惠理子、石田米子发来唁电：“惊悉张先兔大娘去世，大家都陷入深深的悲痛中……虽然年老体迈，但依然顽强地活着、战斗着……是张先兔大娘教会了我们许多，让我们去认真思考历史，鞭策着我们前行，谢谢您！倘若有天国，您一定会在那里笑颜面对疼您、爱您的老伴和您的长子。九泉之下，祝您冥福。”

　　日本查明侵华日军在山西的性暴力实情与大娘共进会（简称查明会）共同代表石田米子、加藤修弘在唁电里说：“张大娘走了，但大娘为挽回自己的尊严而勇敢战斗的形象深深镌刻在我们心中……是张大娘给了我们勇气，让我们不断反省，去重新认识历史，认识自己。我们从大娘身上学到了许多，我们也会将大娘的人生和心愿牢牢记住，告诉世人，并继续战斗下去。”

　　陈丽菲是代表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到场来送老人最后一程的。苏智良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为了开启慰安妇这一段被抹去的历史真相，十几年里，他几乎跑遍大半个中国；他登上东京、海牙、华盛顿等城市的讲坛，追究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呼吁资助曾被迫做慰安妇的老人；他不辞劳苦，每年专赴日本参加法律诉讼，为受害老人索求赔偿；他写成我国第一部全方位探讨中国妇女受辱史的专著——《慰安妇研究》，被誉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11月20日中午，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决定出资为14位逝去的慰安妇老人制作统一的墓碑。

　　香港爱心人士李美娜是“历史监察网民自发”的召集人，她多年自发到内地探访慰安妇。今年中秋节，李美娜连续第二年探访张先兔，送上慰问金、御寒衣物及港式月饼，并认老人做自己的干妈。老人逝世后，她也专程赶到盂县，为老人送葬。

　　来自爱尔兰的瑞莲女士，去年举办关于慰安妇受害图片展活动时与张先兔有过接触。11月20日，她利用在北京参加活动的机会，专程赶到盂县送老人一程。

　　11月20日下午，盂县西烟镇西村的西面，张先兔老人和丈夫合葬在了一处。

　　16名受害者分三批向日索赔

　　有资料显示，二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受害者涉及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地区)、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中国至少有20万的妇女先后沦为“慰安妇”。

　　盂县地处我省东北部，抗战时期是抗日游击区和抗日革命根据地。也正因此，日军在盂县到处烧杀抢掠。八年间，日军在盂县制造的重大惨案达23起，全县有10199人被杀害，致残重伤者达5088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10％，有90770多间房屋化为灰烬。据调查，当时盂县有千余名妇女被侵华日军通过暴力手段沦为慰安妇受害者。

　　1992年12月，张双兵第一次见到张先兔，距今已经整整23年。在他的开导下，老人讲出了对子女都不曾说过的那段辛酸往事。

　　1992年12月9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首次“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在日本东京举行。当时64岁的万爱花站起来脱掉上衣，指着身体上的道道伤痕，揭露侵华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

　　对于中国来说，万爱花这次控诉的意义不言而喻，这是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第一次站出来向世界控诉日本的罪行。

　　1995年起，16位盂县籍慰安妇受害者分三批起诉日本政府，张先兔参与了1998年的那次诉讼。

　　山西第一批慰安妇诉讼是在1995年8月7日。刘面换、李秀梅、周喜香、陈林桃公布了自己受日军性暴力侵害的经历，正式委托日本律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为当年日军的性暴力犯罪和慰安妇问题谢罪，并赔偿每人2000万日元的损失，由此拉开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的序幕。2001年5月30日，东京地方法院驳回四名原告要求的判决，当年6月21日，原告又上诉东京高等法院。2004年12月25日，东京高等法院审判长在开庭后不到一分钟，便驳回了原告长达九年的诉讼请求。紧接着，原告又向日本最高法院进行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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