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个别儿童未能得到及时照应，引发公众对儿童保护问题的关注。今年3月14日，国务院就此发布工作方案，明确“儿童主任”“儿童督导员”作为基层儿童工作者及时发现报告的职责要求。

今年，恰逢“儿童主任”项目诞生10周年。

2010年5月启动的这一项目，由民政部原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一手牵头组织创立。旨在将政策要求与孩子需求转化为一系列具体行动，保障儿童福利、实现儿童保护，被认为是解决儿童保护的“最后一公里”。

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王振耀坦言，国内儿童保护即将迎来高速发展但任重道远，“我国甚至尚未制定儿童福利法，这是当务之急。”

民政部原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受访者供图

“孩子的问题不能希望一劳永逸”

新京报：

疫情期间出现了一些让人痛心的儿童失管事件，你怎么看类似事件出现的原因，日后如何避免？

王振耀：首先我要说的是，孩子的问题不能希望一劳永逸。从全世界经验看，即便在普遍认为儿童保护体系更加发达的国家，很多问题也是反复出现的。孩子不是教育完一代就结束了，总会有新生代出现，这是个循环过程。当然，我们的目标是避免各类问题发生。

此次疫情出现的一些个别案例，比如青春期孩子自尊心强到没手机上不了网课，就可能自杀，这是成人思维所不能理解的。湖北黄冈还发生了因家人被隔离，脑瘫儿在家无人照料死亡的事件。监护缺失的情况下，孩子尤其是残疾、自闭症等特殊情况孩子的照料，需要非常专业，这不是一般政府工作人员能完成的。尽管是个别情况，也要引起我们对于儿童群体保护的关注和重视。

随后，民政部连续出台儿童救助保护相关通知方案，其中，“儿童主任要及时发现报告”被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站在儿童视角关注问题，从专业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可以说，儿童主任的出现，让“孩子的事”终于被提上日程。下一步，终究还是要提高警惕，健全这套儿童社工体系，这才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

儿童主任能扮演什么角色、起到什么作用？

王振耀：儿童主任其实是对接政府和社会力量的角色，将政策要求与孩子的需求转化为一系列具体行动，保障儿童福利、实现儿童保护。基层儿童事务非常复杂且细碎，谁来向政府反映儿童情况？谁来向村民普及落实最新政策？都需要儿童主任这样一个角色。

需要注意的是，儿童主任不只是念念文件，更需要专业化。刚才提到的疫情期间的两起悲剧，就要有专业儿童社工来解决。再比如，最近进入夏天了，儿童主任想到的，应是周边区域是否存在容易导致儿童溺亡的水域，从儿童视角出发。

我们看到，儿童主任这一措施得到了地方经验验证，也得到了中央国务院认可，可以说是在学术界推动下一个成功的范例。

新京报：

为什么想到建立儿童主任这样一个项目？

王振耀：2010年春节，我作为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行赴云南慰问困境儿童。入户时，发现一名困境儿童无法与其他小朋友一样玩耍，也没能入学。后来了解到这孩子得了疝气，邻居介绍在一家医院手术3次都没能得到较好治疗，手术费花了近3万元。

随行的州民政局同志问，为什么不去正规医院进行免费治疗？孩子家长回答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当晚我们开会一直到了凌晨，一致达成共识，儿童身边必须有连接政府与百姓的人，把好的政策送到有需求的儿童身边。

新京报：

儿童主任最初遇到过什么困难？

王振耀：可能是高校专业化协调机制建立的问题。儿童主任试点初期，用的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推动方式，由北师大协调五所大学的教授包省包村，社工专业教授分片分配责任承包。地方建立起体系后，然后地方政府部门社会都支持一块儿来做。

试点布局时候便基于此考虑，一个省选择两个县形成竞争；一个县选十个村，村之间竞争交流；而省与省之间也要竞争，形成一整套交流竞争机制，每年儿童福利周选拔优秀的儿童主任，同时再给予专业培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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