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贤，1954年生于福建泉州，198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分配到建设部《建筑》杂志社后任主编；1986年,参与发起中国当代建筑文化沙龙；1989年，任中国现代艺术展筹备委员会委员；1996年，《建筑师》杂志副主编，1999年UIA国际建筑师大会中国当代建筑艺术展秘书长，中国青年建筑师实验作品展策展人；2004年，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副所长；2005年，51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执行小组成员；2006年，威尼斯双年展第10届国际建筑展中国国家馆策展人；2014年4月，中国当代十大建筑评选组委会主席；2015年，中国国家画院公共艺术院建筑设计院研究员；2016年，任中国国家画院《中国公共艺术年鉴》主编。

　　记者：请谈谈在您的成长经历中与“北京”有关的部分，获得了北京这座古城哪些滋养?

　　王明贤：小时候，大约在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当时的全国性儿童工作领导机构——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会经常组织一些活动，我从小热爱绘画，常常会画一些作品参加展览，有时作品还会被该委员会选送到国外展览，还出过画册。当时北京的王明明，还有黄永玉的儿子的作品也和我们一起展览。宋庆龄是该委员会的主席，工作做的很扎实，在我们这些孩子心里，宋庆龄就像家长一样，所以那时就觉得自己和北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82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建设部《建筑》杂志社工作，真正在北京工作生活，才发现北京的文化氛围非常好，经常能听一些著名学者的演讲，也常常和建筑界和艺术界的年轻朋友交流。那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讨论的时期，大家思想都比较开放，我很快就投入到现代艺术运动中，参与一些关于新建筑、新艺术的讨论，组织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中国现代艺术展，还创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青年艺术群体——中国当代建筑文化沙龙，从此开启了我的职业化之路。几十年来，我在建筑、美术与策展等多个领域之间穿梭，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也对新中国美术史、美学有着深刻的理解与研究。可以说，北京这座城一直滋养着我，反过来，我也积极地投身到推动北京文化艺术建设的浪潮中。

　　记者：从您的研究领域出发，谈谈对北京市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发展的建议？

　　王明贤：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的城市往往千城一面，到处都充斥着混凝土的声音，城市失去了文化、失去了诗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共艺术是很重要的一剂良药，公共艺术可以使城市找回它的文化内涵，找到它的诗意。

　　我建议将北京建设成世界公共艺术名城，北京有那么好的古建筑、新建筑，还举办有那么多的当代艺术活动。可以说，北京的城市规划、城市设计都需要公共艺术，它的在地性、它的当代性、它的参与性，都将使这座城市发生更多变化。

　　比如举办世界公共艺术节，让北京城的公共艺术作品在学术水准上达到国际上的一流标准。比如，在老百姓生活的各种环境中，都能有一些公共艺术作品，从艺术作品到跟大众互动，让老百姓一出门就能接触到公共艺术。还有一点我，北京现在有很多在建公园，比如通州，宋庄也新建了很多公园，这当然非常好，但我觉得文化内涵还不够，如果能把这些公园改造成公共艺术公园，可以有效丰富北京城的文化内涵，而且能让大家与当代艺术、建筑有更亲密的接触，我觉得这是一项可行且易实施的举措。

　　当代艺术在学术上的探索很重要，但艺术毕竟大多被置于美术馆、博物馆中，和老百姓还有一定距离，但公共艺术其实就是生活中的艺术，它和老百姓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公共艺术应该是城市建设中政府尤其需要重视的一环。

　　记者：谈谈自己对北京作为历史之都、红色之都、京味之都、创新之都的看法。

　　王明贤：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对北京城做了一些研究，如果说古代的北京是一个是古典主义的北京，那么，1949年以后，就是一个红色时代的北京，而改革开放以来，又是一个现代化的北京，但是这三种布局的北京不是分开的，它们是混杂在一起的，形成了一种丰富性、矛盾性、复杂性，恰恰是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才使得北京城更有意味。如果只是简单化的建设一个新区，或纯粹把一个老区保护下来，这样显然是不能完全呈现一个传统与新兴业态相混合、不断更新的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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